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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宣怀:从急先锋到替罪羊

       1911年10月27日,大清国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决议,要求清政府对邮传大臣盛宣怀“明正典刑”。消息一出,震惊中外。
  堂堂国家立法机构,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,以“人民”和“宪政”的名义,不经审判,即以100多人投票表决,要求处决一位朝廷高级官员,这无疑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。
  此时,盛宣怀出任邮传大臣仅仅10个月,他究竟犯下什么滔天罪行,致使资政院非要取其性命?
得罪既得利益者
  盛宣怀出生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江苏常州,早在1870年就追随李鸿章协办洋务,1872年向李鸿章建议并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——轮船招商局,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;1880年,他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——天津电报局;1889年,他配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兴建汉阳钢铁厂,开办中国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铁矿——大冶铁矿;1895年,他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——天津北洋西学学堂,后更名北洋大学,乃天津大学的前身;1896年,他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,乃西安交通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;1897年,他开办中国第一家银行——中国通商银行。
  1896年,盛宣怀执掌铁路总公司,开始主持、控制中国自办的主要铁路干线。然而,在邮传部(综合铁道部、交通部、电信部、邮政部四大功能,而尤以铁路为大)成立之时,一直是这个大部所管辖范围内实权人物的盛宣怀,却在内部权力倾轧中落败,被发配到上海,以侍郎(即副大臣)身份谈判对外商约。直到1910年8月,他才回到北京,几经周折,最终在1911年1月坐上了邮传部尚书(后改称为邮传大臣)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。
  能力卓越又久被压抑的盛宣怀,终于握上向往已久的印把子,一上任便以雷霆手段开展工作,刀锋首先指向的便是他最熟悉也是国家战略资源投放最多的铁路。
  当时全国17家“商办”铁路公司,虽然政府放手不干预,并且给予各种特殊政策,包括准许他们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收集股本金,实际上就是用公权力做保障,在民众中强行集资。但是,这17家公司却比之前的国有企业更为不如,家家腐败丛生、问题成堆,铁路建设毫无推进,巨额资金却是不见了踪迹,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家能够继续维系,不仅大大影响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铁路网建设,而且弄得民怨沸腾。
  清政府急于挽回这种被动局面,急于办事立功的盛宣怀正是合适人选。在他主持下,清政府于1911年5月宣布,铁路一律收归国有,对商办公司或给予经济补偿、或换发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。这一“铁路国有政策”,赢得了绝大多数为路所困、切盼政府出手“救市”的省份一片喝彩。
  但是,广东、湖南、湖北三省的商办铁路公司,因为完成集资额巨大,管理者们实际上在其中已有巨大利益,一旦国有,其利益必将受损,而且之前的花账、坏账、烂账也将在审计中曝光,因此竭力反对。而亏损最为严重的川汉铁路四川公司(川路公司),其管理者在欢呼国有的同时,提出一个附带要求:希望政府为他们在上海违规炒股而亏损的350万两白银埋单,遭到盛宣怀的强硬拒绝。
  川路公司管理者丧气之余,恼羞成怒,加入了广东、湖南、湖北三省商办铁路既得利益者的行列,开始猛攻铁路国有政策、猛攻盛宣怀本人。一时间,帽子满天飞、棍子遍地打。此即所谓“保路运动”的肇始。
  但是,光为了填补自己的财政窟窿而对抗政府,显然出师无名。不久,清政府与美、英、法、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,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,投入铁路建设。几家商办铁路公司的管理者得知后欣喜若狂,尽管在盛宣怀的主持下,借款协议完全平等,他们仍然指控盛宣怀“卖国”,以此和政府讨价还价。
穷途末路遭弹劾
  川路公司既得利益群体为了获得政府对350万两违规炒股损失的认可,不惜无中生有、激化矛盾。而各级政府官员,抱着自己的小九九,试图浑水摸鱼,利用民众运动捞取政治资本。颠覆势力加紧渗透,离间官民。这三种力量,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,而盛宣怀成为矛盾的原点和焦点。
  在对付四川保路运动中,盛宣怀态度强硬,而以年仅28岁的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清政府,也试图振作一番,他们坚信自己占着情、理、法,与“保路运动”针锋相对。署理四川总督的端方受政府之命率领湖北新军入川平乱,导致了武昌空虚。10月10日,武昌城头一声枪响,天下烽烟四起,政府为了救命,把责任推给办实事的盛宣怀,成为最为简捷有效的卸责方式。
  16日,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,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,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满足其“独揽利权、调济私人”的目的。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,则被指控为导致“人心愤激、大起风潮”的原因。
  26日,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,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“赵尔丰之操切罗织、瑞澂之弃守潜逃”,而是“横绝中外”的“神奸巨蠹”盛宣怀所为。他指控,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补偿方式,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: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,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粤路公司股票,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,盛宣怀大捞一把;而川路公司的股票,盛宣怀未能收得,因此才不断打压。
  盛宣怀破了不少人的财,他们准备要取盛的人头作为补偿。御史们的指控,盛宣怀可以当作几只苍蝇嗡嗡叫。但来自资政院的攻击,则是直接而致命的。
  10月25日,资政院指控盛宣怀四条罪状:违宪之罪、变乱成法之罪、激成兵变之罪、侵夺君上大权之罪,这几条罪,“按律当绞”,全体一致通过对盛宣怀的弹劾案。
  当日前去列席议会的下属,从资政院带回了会议记录,盛宣怀“展读之下,不胜疑诧”:“干路国有不交阁议,谓为侵权;借债签字不交院议,谓为违法;借日本1000万元,谓为卖国;擅调兵队,谓为跋扈;革党陷城,由于路款,谓为祸首。”几乎每项罪名,他都无法接受。于是,盛宣怀在当日及次日,写下长篇辩护词,逐条反驳议员们的指控。
逃亡使馆求庇护
  盛宣怀在否决了全部指控后,自请解职,以避嫌疑。但是,资政院弹劾案已上,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10月26日就宣布:“盛宣怀受国厚恩,竟敢违法行私,贻误大局,实属辜恩溺职”,“着即行革职,永不叙用”。同时,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、协理大臣那桐、徐世昌,“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,率行署名,亦有不合,着该衙门议处”。
  “辜恩溺职”的罪名并不重,但削职为民的处罚极其严厉。问题在于,议会对此结果并不满意,他们还想要盛宣怀的命。
  盛宣怀得知了资政院的动向,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担心,立即前往美国使馆寻求帮助。美国使馆又通告了英国使馆,于是决心采取四国联合行动。26日当天,英国公使朱尔典、美国公使嘉乐恒、德国公使哈豪孙、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觐见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。庆亲王保证,朝廷绝不会处决盛宣怀,其生命完全有保障,但各国公使不相信。他们认为清政府完全可能牺牲盛宣怀作为替罪羊。对于资政院的决议,英国公使朱尔典嗤之以鼻,他认为资政院要求铁路国有及借款应交其决定,虽然没错,“但其结果,不过乱事继续不绝而已”。
  当天深夜,四国使馆各派遣两名军人,在美国公使馆汉文翻译丁家立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率领下,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国际卫队,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。
  其实,早在25日资政院发出弹劾奏章之后,盛宣怀就已经搬入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,躲避风头。之后,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出面,动员美国使馆,才策动四国公使出面保护。四国及日本,为了争夺盛宣怀,还发生了一场平静的角逐,从盛宣怀离京赴津的火车选择、奔赴青岛的轮船安排等,都互相较劲。
  而盛宣怀最初搬入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,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,并帮助他本人脱离困厄。日本也认为盛宣怀关系到其在华利益,首相山县有朋亲自要求外务大臣:“盛宣怀与日本有特殊关系,此时帝国政府即应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。”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高木陆郎,伴随盛宣怀,“不论其前往何处,均将随行到底”。
  10月30日,盛宣怀乘德国商轮提督号,由天津经大连转往青岛,但日本人经过积极的工作,以盛宣怀必须去日本治病为理由,将盛宣怀从德国庇护下转移到日本内地。直到1912年秋,在孙中山的邀请下,盛宣怀才又回到上海。

1902年盛宣怀(前排左三)在沪与英使马凯等晤商商约事宜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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