静安寺红楼的汉冶萍“八卦”
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那栋交通银行大厦的后面，有一栋十分漂亮的西式红砖洋房，现在是警备区老干部门诊部和活动室，当年是上海滩大富翁云集的地方——汉冶萍公司上海俱乐部。
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于1908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，厂矿企业在湖北和江西，而投资的大老板们基本都在上海，这个俱乐部就是他们开会议事、招待宴请的地方。
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、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，原先是张之洞的官办厂矿，1896亏得一塌糊涂，实在办不下去了，交由盛宣怀接手，先后招股二百万两，改为官督商办。盛宣怀深知钢铁乃一国工业之命脉，竭尽全力予以呵护，明知是个亏损企业，仍率先大笔投资，他最终持有股票134000股，当时价值670万元。但是，汉冶萍公司的命运很不好，是盛宣怀一生倾注心血最多、但也是麻烦最多、磨难最多的一个企业。
盛宣怀办企业，一般少则一年，多则几年就被他“搞定”，而这个倒霉的汉冶萍，从他1896年接办算起，至1907年新炉出钢为止，整整耗去十一年光阴。问题的结症居然是张之洞闹的大笑话。
原来，汉冶萍出产的钢材不知何故，看样子挺好，可是中看不中用，动辄就断裂，与外国进口的钢材不可同日而语。这样就有人说闲话：你盛宣怀扛着朝廷的大牌子，责令各地督抚必须购买国产钢材，尤其各地正大力举造铁路，清廷命令必须购买汉阳铁厂出产的钢轨，以挽回利权。但是你的质量不过关又作何讲？钢轨一再断裂，经常更换费时费力且不说，成本必然上扬，更危险的是要是出了车祸，造成惨剧，谁还敢乘火车？无人敢乘火车，铁路办之何用？盛宣怀为此大伤脑筋。
他决心把问题的症结找出来。他不明白，—样是优质煤、优质铁砂，一样是洋人技术和西式机器，为什么洋人炼出来的钢就优质，而自己炼出来的就不行呢？既然洋技师也讲不清所以然，那么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派人到国外的炼钢厂去侦察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照，看我们与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同。
1902年，就在他的老父盛康去世的那个月，心力交瘁的盛宣怀，病中提笔向清廷打报告，要求派员出国考察，他要派李维格（汉阳铁厂厂长）去详加研究，找出根本原因。李维格不负厚望，考察国外各厂后，终于找出了汉阳铁厂的症结。原来中国国产钢材太脆、易断的原因是矿石含磷太多，因而在冶炼的过程中，理应采取去磷法。而当初张之洞购买设备时，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所采用的机炉都使用酸法，这么一来，不仅不能去磷，反而使情况更糟。这一南辕北辙的战略错误，使中国的钢铁工业“糜去十余年之光阴，耗尽千余万之成本”，损失惨痛之极。那时自己不懂技术，只好依靠洋人，而洋人居然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，或者根本就在故意扰乱，或许是依据背后人的指示行事。事过一百年后回头看，中国钢铁工业起步之艰，由此可见一斑！
李维格回国后立即向盛宣怀建议，必须重新购置设备，改造旧炉，将原来的贝色麻酸法废弃，改用马丁碱法之炉，同时改进工艺，以去磷质。这样，就使“十余年未解之难题，一朝涣然冰释”。从李维格回国到炼出合格的钢材，又用了5年时间，距盛宣怀第一次到湖北找煤办矿，已经30年过去了……至此，汉冶萍才算真正站住了脚跟。于是，直到1908年汉冶萍才正式宣告成立，盛宣怀出任第一任总理，李维格出任协理。
可是1909年的中国，距辛亥革命只有两年了。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，盛宣怀逃亡日本，汉冶萍又经历了一场来自政治因素的剧烈动荡。辛亥革命期间，为巩固新生的民国政权，孙中山请盛宣怀代为向日本人借款，就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，而日本人趁机提出要中日合办，股东们不答应，于是苦了老盛，几头奔忙。
这栋红楼里还住过一个大人物，即盛宣怀的亲家、曾任北洋国务总理的孙宝琦。他担任过汉冶萍董事长，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到上海，直到去世。孙家与盛家有两门姻亲——他的大女儿孙用慧嫁给了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（盛恩颐出任民国期间的汉冶萍总经理，也是这里的常客）；他的四儿孙蔚青（用岱）又娶了盛宣怀的侄女盛范颐。自然，孙家也是一个豪门，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嫁给了张佩纶的儿子张廷重，于是成了张爱玲的后母。孙宝琦的母亲又是张佩纶原配夫人朱芷芗的亲姑妈，所以，盛家、孙家、张家、朱家早就捆在一起，成了自家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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